祖国大陆与台湾血浓于水，大陆与台湾是“根”与“叶”的关系，这不仅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轨迹中可以得到强有力的证明，还可从西方文化的代表——基督宗教在闽台两岸的传播与发展的历程中得到印证。

　　一、闽台天主教历史渊源。明清之际，欧洲天主教传教士们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拉开了基督宗教大规模传华的序幕。在这股宗教传播的浪潮中，福建与台湾是最为引人瞩目的两大区域。

      1624年耶稣会士艾儒略随叶向高来到福建，开创了明末天主教在福建传播的局面，并奠定了天主教在福建发展的基础。在耶稣会之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也跃跃欲试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在进入中国大陆土地之前，多明我会首先在台湾落脚。根据方豪等学者研究，1626年第一批多明我会士来到台湾，试图以此作为向中国大陆传教的跳板。1631年，多明我会菲律宾玫瑰省派遣传教士高琦、徐方济各等人从台湾前往福建，历经波折抵达福州，在艾儒略等的帮忙下得以前往闽东地区开展传教工作，不久创建了多明我会在福建乃至中国大陆的第一个传教据点。自此，多明我会在闽东立足。

      在福建传教的过程中，伴随着官府的禁教和民间的反教等，天主教修士常常遭到驱逐。这时，他们又将台湾作为临时“避难所”，伺机再回福建传教。例如，在1630年，托钵修士黎玉范、徐方济各、苏方济及施若翰等人在禁教中被逐，多逃至台湾，等到风声平息后才于1642年由台湾再次进入福安从事传教活动。

      明末多明我会在台湾的传教步伐随着西班牙被荷兰驱逐而停止，这一时期天主教传教活动的主要区域在福建。期间，多明我会曾尝试由福建入台湾传教，如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后，李琦神父曾到台湾布道，重建闽台天主教的联系，可惜为时不久，效果并不明显。尔后，因礼仪之争而导致清廷禁教，福建天主教发展受阻，转入地下活动，又因郑氏后人排斥天主教，回台湾传教亦被迫耽搁。由是，自1642年至1859年的200多年时间里，天主教在台湾教务活动基本停止，在福建的传教活动也处于隐蔽的态势。

      鸦片战争后，清廷对天主教弛禁，天主教在福建的活动重新公开并快速发展。据统计，从1842年到1895年入闽传教的多明我会传教士共有63名，在福建各地建有教堂13座。近代天主教在福建正式成立了一套较成系统的组织管理机构，福建教区成为独立的监牧区，而1861年成立的台湾传教区则归其管辖。

      1859年，多明我会派遣神父郭德刚和若瑟到台湾传教，两人先到福州报到，然后前往厦门与另一位神父洪保禄会合。因若瑟须留厦门学习闽南语，郭与洪则在该年5月一同赴台，成为近代最早入台传教的两位天主教传教士，同行的还有几位闽籍传道员和厦门本地信徒。自此，在经历了长达200余年的中断后，天主教再度在台传教，而台湾传教区与福建教区亦形成了分会与母会的关系。入台神父们一般都从菲律宾先抵达福州、厦门，再启程前往台湾，天主教由闽入台的传教格局逐渐确立。从1859年到1895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为止，先后由闽入台传教的共有20多位多明我会神父。

      郭德刚神父等人到台湾后，开创了天主教重新在台湾发展的局面。在传教期间，闽台两地密不可分的关系愈益明显，天主教神父们辗转菲律宾以及福建、台湾，福建居于轴心，发挥着中转站和后方基地的作用。传教士必须进一步依靠福建教区加强在台传教力量，在福建的神父常被任命为台湾的教务领导人，台湾教区会长也经常返回福州、厦门，拜访主教和其他神父，进一步密切了闽台两地教会关系。天主教在台传教时，其模式多按照福建传教区的规定和习惯办理，正是在这样的传教格局中，闽台天主教关系如同同胞一般亲密。

      1880年多明我会菲律宾玫瑰省会议将福建划分为福州与厦门两个教区，台湾传教区划入厦门教区领导，这实际上加强了闽南与台湾的关系。1895年台湾被日本侵占，然而天主教教会教务仍隶属于厦门教区，直到1913年台湾成为独立教区（监牧区），其教务才脱离厦门教区辖下。不过台湾教区虽与厦门分开并行，但是二者关系仍十分密切。如台湾信徒所用经本、教会年历等，仍采用厦门或福州教会的出版物；又如两地教会在人事往来方面亦颇为紧密，神父、修女常有互相调动，厦门教区修院还为台湾培养神父，两岸教会不分彼此，仍然一家。1945年抗战胜利后，厦门教区所培养的涂明正神父出任台湾教区代理监牧；翌年，台湾监牧区列入福建，划归福州主教区监管，闽台天主教界往来更加紧密。直到1949年后，两岸天主教才走上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

　　二、闽台基督新教历史渊源。相较于天主教的曲折，闽台两地基督新教的关系则更为明朗。基督新教虽早于荷据时期即已传入台湾，但规模、影响较小，并随着荷兰人被驱逐而烟消云散。真正对现代台湾基督新教发展影响深远的是近代在台湾的传教活动，而当时新教在台湾的传播与福建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这些渊源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福建与台湾基督新教形成中心基地与分站、母会与子会的关系。基督新教在台传教无论在组织、人员还是方式，都是从福建传过去的。1850年，英国长老会抵达厦门传教，在福建立足后，长老会很快就注意到闽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并开始酝酿在台湾传教的计划。1860年9月，长老会派遣驻厦门传教士杜嘉德牧师一行前往台湾淡水与艋舺进行考察，他们吃惊地发现台湾与福建方言及风俗相同，认为台湾是一个理想的传教场所。返航后，他便向差会建议将台湾纳入他们的海外传教范围并得到批准，由是拉开了近代新教在台湾传教的帷幕。第一任来台宣教的传教士是马雅各，他于1864年抵达厦门学习闽南语，同年随同杜嘉德入台作传教前期准备；翌年5月，马、杜偕三位中国助手正式由闽入台传教，通过医疗传教等方法，建立第一座礼拜堂、皈依了第一批信徒。在初期，台湾信徒的施洗都由从福建短期来台访问的传教士帮助实行。嗣后，长老会又从福建派出李庥、甘为霖、巴克礼牧师等入台，将教务拓展到台南及台湾中部地区。

      长老会在台湾传教的过程中，始终以厦门为中心基地，并从厦门派遣传教人员入台考察、正式传教、短期访察等，这无不表明长老会设在厦门的总会与台湾教会之间母会与子会的关系；其建立教堂、成立教会也要向设在厦门的总会报告，并多搬照在福建的传教经验。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台湾一直是长老会在福建的教会的分站之一，隶属于厦门总站。除了长老会，闽台真耶稣教会渊源关系更是如此。真耶稣教于1923年成立福州教会，并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成立60余处堂会，1926年，通过在闽台胞信徒黄呈聪等人引领，偕福建教会传教牧师一行人赴台传教，真耶稣教入台后，不断向全台扩散，发展很快，后来成为仅次于长老会的新教第二大教会。

      第二，闽台基督新教长期保持密切往来关系，历久而未间断。英国长老会在台湾建立的教会隶属于福建厦门总会，这种局面一直到1877年才开始变化，英国长老会成立台南教士会，台湾教会才逐渐有自主自决权力。尽管如此，闽台两地基督新教还是紧密联系、频繁互动。长老会仍然不定期派遣传教士入台协助工作或交流经验，台湾教会也经常派出人员到福建访问参观，互相学习交流，即便在日据时期也是如此，如1912年10月，台湾南北两长老会在新化举行台湾大会，闽南总会会使宛礼文及杨怀德两位牧师参加致辞，祝贺南北教会联合。更为显著的是来自福建的牧师和信徒频频前往台湾工作，例如1879年厦门教徒王世杰到台任教，还担任宣教师的语言教员；1909至1915年厦门教会派出传教经验丰富的何希仁牧师由闽南永春前往台湾，为当地群众宣教讲道等等。这些事例都体现了闽台基督教会之间剪不断的亲缘关系，两地教会、牧师及信徒如同一家人，这种渊源关系是任何外力都无法将之分开的。

      第三，两地教会还以闽南语为纽带，使用相同的教会出版物，台湾教会一直以用厦门话编撰的方言辞典、圣经及各类出版物为其工具。闽台汉民语源同一，传教士深谙其理。传教士在宣教过程中，编撰了不少闽南语工具手册，供传教人员和闽台居民使用。如1873年出版的由杜嘉德编撰的《厦英大辞典》，是闽台两地最重要和最常用的一部字典。该字典详列厦、漳、泉三地闽南语的差别及使用方法，出版后流传很广；1913年出版的由甘为霖编撰的《厦门音新字典》在两岸也应用甚广；1913年开始，巴克礼在厦门由当地华牧与传道员协助下改译厦门音罗马字圣经，并于1915年和1926年两度前往厦门进行改译工作，最终于1930年完成，并在期间出版使用。由他译出的新旧约圣经深受闽台信众欢迎，流传十分广泛。又如，教会鉴于台湾盲人为数众多，并且是传播福音的很好的对象，传教士研究了适合厦门及台湾一带的盲人点字。1888年，甘为霖牧师筹刊《马太福音书》、《庙祝问答》等用厦门音罗马字浮凸印刷的书籍，推广到台湾供盲人使用，等等。

      闽台基督宗教深厚的历史渊源，以及现代台湾教会在很大程度上由福建教会孕育延伸等史实，为我们述说闽台文化亲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论据。当我们回顾几百年前甚或更近的数十年前的这段历史，不禁要为两岸那种深厚情谊所感动，即便是在曲折的逆境中，甚至在日本殖民者残酷统治和侵扰下，它们仍然维持着良好的互动。这些历史再次说明闽台文化密不可分、两岸民众血脉相连的事实。